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 胡迟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我国已经从一个制造业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制造业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但横向比较，我国制造业仍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同时承受了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追赶的双重力量挤压。面对内外部的挑战，为了早日实现我国制造业成长中低端陷阱的突破，加快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蜕变过程，我国需要选择制造强国建设的科学可行路径：一是坚持国际分工原则升级产业链；二是构建有利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三是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有效开展创新；四是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五是以服务型制造促进提升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一、中国制造业发展70年取得的成就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体，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0516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970.6倍，年均增长11.0%。我国已从一个制造业非常薄弱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合国力，支撑世界大国地位。
回顾制造业70年的不平凡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工业化水平非常之低，1950年我国钢铁产量仅仅61万吨，而同期美国的钢产量高达7000万吨。我国工业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从“一五”计划开始起步。“一五”计划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工业建设的156个重大项目。这156个项目几乎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的工业空白，构建了我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是目前所有工业的成长之源。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1975年，工业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与1952年相比发生颠倒，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新中国成立前30年，我国工业化创造了许多世界奇迹。新中国从一个连铁钉都不能制造的国家，制造出飞机，汽车，军舰，大炮，坦克，还有两弹一星等，这些都是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前30年建成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工业化的深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获得了空前的跨越式发展。从产业角度看，制造业一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其市场化与国际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引领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工业增加值分别于1992年、2007年、2012年、2018年连续突破1万亿元、10万亿元、20万亿、3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2018年比1978年增长56.4倍，年均增长10.7%。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年增幅在10%~15%之间。我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比重从1990年的3%，到2006年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自2010年超过美国之后，我国一直保持着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地位，2011年中国工业的增加值是美国的1.21倍、日本的2.35倍，2012年超过欧盟所有国家的加总。而且我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比重还在持续上升。2007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为9.324万亿美元，中国为1.15万亿美元，只占世界的12.33%。而2017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为3.59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例为28.57%，相比之下，美国占17.89%，日本占8.16%，德国占6.05%。我国制造业份额的增加基本上来自于美国、日本与欧洲份额的减少。中国制造业的份额几乎等于美日德三国之和，更是俄罗斯的13倍。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的2~10倍。
同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业相比，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在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总体水平还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前期高速成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及其他低成本要素所致。有关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发展不仅是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从深层看，随着要素结构变化，支撑制造业高速增长的低成本红利正在快速消失。无论是国际经济和产业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都要求制造业必须进入转型升级的成长轨道。因此，加快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就成为“十一五”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我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中国制造”不仅在纺织服装、鞋类、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方面保持优势，在部分技术含量较高、增值率较高的产品上，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多年来，若干国际机构一直在密切跟踪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展。2012年6月，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发布全球制造业报告——《2012年全球制造业展望》指出，中国制造业正朝价值链上游发展，从以往的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效益的提升。一方面，传统产业出现了大量迈向高价值制造活动的投资；另一方面，先进科技产业也获得了获得更多的支持。该报告预言，中国制造业正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2016年4月，德勤全球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联合发布《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指出，中国在2016年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位居第一。
关于转型升级的方向与内涵，《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明确指出：“转型就是要通过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加快实现由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升级就是要通过全面优化技术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和行业结构，促进工业结构整体优化提升”。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看，产业结构是一个复杂而具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复合有机体。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横向看，首先是指自身技术水平的发展与产业形态的提升；从纵向看，则涉及制造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调。动态地看，既需要衡量转型升级的过程，也需要考察转型升级的效果。到目前为止，产业经济学还没有产生一套特别好的指标来精确描述产业结构及其调整的衡量。“十二五”规划中关于“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着重提出了三个方面：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十三五”规划在第二十二章“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中提出，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为此，本文用内部结构的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创新驱动的提高四个指标来衡量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展。
1.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呈现积极变化。高技术产业与装备制造业比重连年上升，且上升幅度逐年递增。2013~201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7%和9.5%。2018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大大高于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与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11.7%、8.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3.9%与32.9%。
2.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节能降耗成效显著。“十三五”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的节能减排的目标是到“十三五”末期人均GDP能耗比“十二五”末期再降1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十三五”以来，我国于2016年、2017年均超额完成节能减排的年度目标。2018年，单位GDP（2015年不变价）能耗比2017年下降3.1%，完成下降3%以上的目标任务。
3.从产业之间的关系看，服务业跃升为第一大产业。与以往时期相比，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由服务业主导的时期，服务业更加发挥了国民经济“稳定器”的功能。2018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比第二产业高23.6个百分点。按照新的统计口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比2017年增长14.6%，增速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3.2个百分点。
4.创新驱动作用显著。2019年7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中国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14位，超过日本、法国等国，较2018年上升3个位次， “在领先的创新国家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该报告称，中国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战略，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不断上升是多年努力的结果，中国创新体系在日渐成熟。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也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这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政策举措。 根据工信部2018年的统计，《中国制造2025》启动实施两年多来，《中国制造2025》的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已经形成了纵向联动、横向协同的工作机制，制造业创新中心、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高端装备创新五大工程在稳步推进，启动创建国家级示范区。高档数控机床、大飞机、“两机”等重大科技专项正在加快推进，一批大国重器相继问世。
二、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差距与原因
（一）中国制造业总体仍然处于低端水平
迄今为止，我国制造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发展阶段看，绝大多数工厂还处于劳动密集的“规模化流水线”的工业2.0时代，尚未踏入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的工业3.0时代。从总量上看，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但从世界范围看，我国制造业仍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其总体发展水平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仍然处于中低端地位。
一是关键核心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是以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设备、技术与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拿来主义”的做法使我国制造业迅速缩小了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但是基于各种原因，我国制造业对于这些产业的关键核心领域的内容却始终没有掌握，关键核心领域长期受制于人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主要表现在：工业“四基”瓶颈问题突出，即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关键材料依赖进口，基础配套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技术工艺落后及试验检测手段不足。有资料显示，在制造技术上，我国仍然受制于日本的技术材料与设备包括：工业机床、半导体、摄影器材、汽车发动机与机器人。
二是产业结构相对低级形态突出。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制造业中资源密集型产业比重过大，技术密集型产业偏低，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进展比较缓慢，产业高端化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发展程度不足。一方面，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建材等传统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不仅严重影响行业的经济效益，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高新技术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过低，制约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培育速度。2016年，医药、航空航天、电子通信、计算机、医疗仪器设备等高技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3796亿元，仅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13.2%，而钢铁、有色、建材等六大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高达25.8%。与制造业发展相比，服务业仍是短板，以最新的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对比中美两国企业的产业结构，从上榜企业所在产业分析，美国产业结构是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而我国产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阶段。中美两国企业都很集中在：能源矿业、商业贸易、银行、保险、航空与防务等五个产业。但是，中国有数量众多的金属制品企业、工程建筑企业、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上榜美国企业在这些产业或者没有，或者极少。同时，上榜的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大公司中有一批与人的健康、医疗、生活等有关的产业。而除了有两家药企之外，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产业几乎看不到中国大公司的身影。
三是发展质量效益不高。缺乏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直接后果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质量效益水平相对偏低。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偏低。根据此前的数据，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效率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平均生产效率的15%~30%。目前，这一数据有所改观，但仍未发生根本变化。其次,根据2000年以后若干次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长期偏低，一直徘徊在26%左右，没有明显提升。这既有发展阶段的因素，也受在国际价值链分工中处于低端的影响，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低质高量的综合体现。社科院的相关研究表明，如果我国产业通过升级达到日美等发达国家目前水平，中国工业增加值率还有30%~70%的提升空间。
（二）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陷阱的原因分析
按照国际贸易理论，我国制造业成长在这个阶段已经陷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即由于前期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低廉的比较优势，引起了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而长期执行单纯的这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就造成我国产业结构不能进行动态调整，及时升级转换，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不利的地位。从根本看，这种结果严重制约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赶超发达国家的进程。
当然，还是要看到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均在百年以上，这些国家制造业经过长期“打磨”与“钻研”，其间也有过反复，才最终成就后来在世界制造业版图上的领先格局。相比之下，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中，前30年的发展主要是在极其落后情况下打基础，改革开放后的40年，制造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国制造业总体上仍然处于赶超学习阶段。要求我国制造业在这个时期就全面赶上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横向对比，以韩国为例，从世界范围看，韩国属于成功赶超型国家，现在已进入发达国家序列。但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整体上看，韩国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下游位置。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日本近期开始限制向韩国出口3种制造半导体设备的核心材料，还决定把韩国从简化战略物资和尖端技术出口的“白名单”剔除。这与2018年4月，美国限制向中兴公司出口芯片的情况非常类似。
提出时间因素并非要抹去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原因。首先，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观需要调整。由于我国制造业是在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基础上，凭借“后发优势”的作用追赶向上的。尽管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正在逐渐丧失，我国制造业仍然陷入在低端环节对全球价值链的路径依赖，哪怕是处于产业链低端，也安于现状，缺乏向产业链上游跨越的动力与正确的战略。这种状况的危险在于我国制造业很可能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无法跨越与突破低端的限制。其次，技术创新是决定制造业发展的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而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就没有产出。从投入结构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这是缺乏重大突破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的数据推算，从国家层面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支出的比例一直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4。近三年，这个才提升到5%以上。2016年、2017年、2018年的这个指标分别为5.14%、5.25%、5.70%。相比之下，作为研发主体的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强调就低更低。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仅占企业研发投入的0.1%，占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的1.5%，而美国、日本、欧盟企业的基础研究经费约占基础研究总经费的20%。对总研发投入作国际比较，我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为仅为约1.0%，而美国、日本的水平分别是4%、3.4%。目前，英特尔和高通每年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超过20%。微软、谷歌、三星和苹果，每年研发投入都超过100亿美元。而在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都低于5%。截至2018年上半年，在3500多家上市公司中，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超过10%的不到300家。研发费用投入过低，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导致新产品开发速度缓慢。为此，《中国制造2025》提出，到2025年，规模以上制造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将从目前的0.95%增长到1.68%。
除了上述原因外，近年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直受成本上升趋势不改和经济中的“脱实向虚”两大不利因素的影响。
三、中国制造业突破低端陷阱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国际分工原则升级产业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过程就是遵照比较优势赶超成长的结果。而现在进行中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则是动态地运用比较优势原则，把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从原来低成本的劳动力与资源、土地转换成为科技等高级要素。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仍然要遵从国际分工原则，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国际分工指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各国生产者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劳动联系，是国际贸易和各国（地区）经济联系的基础。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从一国国内向国际延伸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
就整个产业体系而言，我国制造业升级需要“补短板”攻克、突破的核心技术、工艺、材料与设备，只是其中我们界定的重要部分，而不是全部。其余的部分，哪怕仍然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的东西，还是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交换解决。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联系较以往国家密切，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交织格局。由此看出，连美国、日本与德国这样的世界制造业强国也无法做到在产业发展方面“面面俱到”。因此，国际贸易对当今每一个国家都是不可缺少的。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必须有所选择，不必追求“面面俱到”。受资源禀赋的制约，要想在所有的产业与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做到上游是不可能的。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所追求目标是：总体上移到国际产业链的高端，生产效率与行业附加值有明显提升，达到国际上先进制造业国家的水平，而不是要求在每一个产业与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占据高端位置。这就要求我们做好顶层设计，遵从产业发展规律，充分运用有限的资源，对所需要发展的重要关键产业与环节作出排序，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做最要紧的事情。当然，哪些产业及产业链上的哪些环节需要优先安排，并非短时就可考虑清楚的，还有待于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及国际贸易环境条件变化中逐渐深化认识。
（二）构建有利于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
客观地看，我国制造业改革开放以来前期成长足迹中带有明显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色彩，对制造业发展的规律还不甚清楚。如今，站在40年发展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我们对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已经有了足够的清晰认识。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变迁对长期中的经济变化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还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这也是理解最后结果的关键。以此为依据来看待我国制造业面向未来的转型升级，应该构建有利于促进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
首先，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无疑问，该论断同样适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从国际比较看，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产业升级工程中协调发挥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之后成功升级，跃升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我国应当把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选择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结合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有效地推进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当前我国政府还掌控中许多重要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调控能力。因此，在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是指政府要恰当地运用“看得见的手”，而不是越过市场的边界而直接代替市场决策、行事。政府介入的重点应转向供需平衡，以减税降费与简政放权来降低制造业的成本，给制造业企业成长宽松的环境，最终激发企业自身的活力。鉴于前期光伏产业发展中的教训，产业政策的运用一定要建立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实施。对于政府直接投入的补贴与产业发展基金，要加强事前、事中与事后的评估，杜绝骗补行为，政府支持的重点应当由提供（销售）补贴转向促进研发、创新及研发成果的市场化运营。政府还应加强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协调，深化对外商投资管理，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国内市场的关键零部件与核心技术的研发生产能力，发展外资带动型生产与贸易。其次，发挥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促进制造业（实体经济）与金融协同发展。金融要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着力消除金融与实体经济报酬结构的失衡，强化和完善金融监管，抑制金融过度膨胀，不断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能力。
（三）以企业为主体积极有效开展创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每一次重要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都会引发经济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制造业目前仍然是科技创新相对活跃的领域，且正在呈现一些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从技术研发看，单项技术正在向多项技术转变；从研发主体看，更加广泛的参与正在推动多领域、跨主体的多主体协同创新；从创新速度看，现在的创新迭代非常快，速度致胜使得创新的各环节交叉并行；从价值看，商业模式创新拓展实现了新的价值。从我国制造业发展阶段看，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经过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多个阶段，已经到了由跟随式创新向自主创新、引领式创新转型的新阶段。只有靠自主创新，我国制造业才能突破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的陷阱位置。总结前40年制造业的经验，我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如何有效创新要有明确的认识。
首先，确立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是企业要积极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对基础性知识的投入。企业研发中心应当具备足够能力把握创新机会，选择创新方向和技术路线，组织技术研发、产品创新、利用和转化科技成果。“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国家重点建设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实验室，要优先在具备条件的行业骨干企业布局。二是企业要适应组织形式在新经济形态下平台化的趋势有效开展创新。近年来，创新服务组织中的各类开放创新平台，创新创业中的众创、众包、众扶（服）、众筹平台及各种创新联盟组织方兴未艾，是平台化在创新服务领域的反映。以平台化为重要特征的新经济，正在影响着产业垂直分工格局，共享共生共荣的新产业生态、开放包容创新创业生态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新特征。三是以企业为主导深化产学研结合。对产学研结合创新流程的认识由来已久，但却一直没有解决好科研与生产“两张皮”有效结合的问题。企业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新技术、新产品最敏感。产学研结合，要坚持“产”为主导，即企业为主导。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凡是产业目标明确的，要由有条件的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四是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国家投资建设的科研设施要向企业开放，作为技术研发的公共平台。国家支持的科研活动所获得的信息资料要最大限度地向社会公开。
其次，在技术层面构建企业有效创新的模式。全球知名的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采用“原型”分析模式，通过对国内30多个行业企业创新活动研究，从不同视角更细致入微地审视了企业创新活动和表现，提出了新形势下有效创新的四种模式。一是效率驱动型创新，指通过改进流程来降低成本、缩短生产时间、提高产品质量。效率驱动型创新来源于生产知识和规模，对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尤为重要。二是客户中心型创新，指通过产品、服务或业务模式上的进步来解决消费者的问题。此类创新主要来源于消费者洞察，找出消费者未被满足的需求，针对性地开发新的产品、服务与业务模式，再依据市场反馈不断进行修改和更新。滴滴、美团、共享单车、盒马鲜生为代表的新零售等企业创新均来于此。三是工程技术型创新，指整合、吸收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技术，设计开发新产品。工程技术型创新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储备及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是科研与实践技艺的结合，通常需要专利保护。工程技术型创新适用于航空航天、汽车制造和电信等传统工程技术型行业。四是科学研究型创新，指企业和学术研究人员合作，通过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获取商业价值。生物、医药、电子等均为高度依赖科学研究型创新的行业。科技含量比较高的行业，如互联网企业，也应把科学研究创新视为企业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应该说，上述四种创新模式可为不同类型企业的创新战略提供清晰的思路和决策依据，值得我国制造业企业借鉴。
（四）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智能制造为制造业的设计、制造、服务等各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对产业发展和分工格局带来深刻影响。与传统的制造系统相比，智能制造具有高效自治、人机一体与网络集成的显著特征。当前，智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已成为制造业重要发展趋势。智能制造也正是我国制造业“换道超车”的重大历史机遇。2015年发布的中国版工业4.0规划，即《中国制造业发展纲要（2015~2025）》也将智能制造作为我国工业升级抓手，重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十大领域，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我国企业在运营智能制造方面差异较大，处于不同阶段的企业应发挥后发优势，采取三个范式“并行推进、融合发展”的技术路线，走一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并行推进的智能制造创新之路，实现制造业的智能升级、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我国必须坚持“创新引领”，直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先进技术，推进先进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瞄准高端方向，加快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因企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智能升级。充分利用我国推进“互联网+制造”的经验，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以高打低”，采取先进的技术解决传统制造难以解决的问题，扎扎实实地完成数字化“补课”，同时，向更高的智能制造水平迈进。
（五）以服务型制造促进提升制造业的升级发展
从产业发展态势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呈现融合的趋向。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延长了制造业的价值链、提升了制造业的价值构成。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催生了新业态。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为适应技术发展与市场变革、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通过采用先进技术、优化和创新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和商业模式而形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形态。服务型制造兼具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特征，是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型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产业化更为服务型制造的发展与模式创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服务型制造已成为引领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目前，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第一大产业。2019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9年上半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为54.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第二产业23.2个百分点。自“十二五”以来，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业模式不断创新。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加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制造业成长必须依靠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推动。我国制造业之所以大多处在产业链低端，也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直接相关。因此，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重塑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推动产业有效升级，带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是通过增加研发投入，不断增强技术创新能力，采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创新商业模式。通过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制造企业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等环节积累的技术和能力向服务领域延伸，能够增强产品差异化，增加用户黏性，从而推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蝶变。二是以服务型制造提高制造业的增长空间。服务型制造将一次性产品销售收入转变为持续性服务收入，企业可以通过向产品用户提供服务获得源源不断的现金流。从产品的全生命周期来看，能够使制造企业获得相比只销售产品更多的收入，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熨平经济周期对收入波动的影响。三是提高制造企业的附加价值和利润率。例如，通过加强制造环节上游的研发设计服务，可改进产品设计、技术和质量，使产品具有更大竞争优势；制造环节下游衍生出的在线监测、全生命周期管理、信息增值等服务活动，也都更具个性化，使制造企业形成差异化优势，增加高附加值服务活动在营收中的比重。
2016年7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及中国工程院联合发布了《发展服务型制造专项行动指南》，该指南提出，到2018年基本实现与制造强国战略进程相适应的服务型制造发展格局。有关调查显示，自发布以来，该项旨在推动服务型制造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对引导制造和服务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从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