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减贫事业70年:历史回顾、基本经验和世界意义

2019-12-03     38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侯波

 

摘要: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减贫治理成效不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发展史和减贫史上新的伟大奇迹,更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最重要贡献。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扶贫减贫发展历程,科学总结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球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年  扶贫减贫  基本经验 世界意义

 

贫困是严重困扰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问题和全世界面对的共同挑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解决贫困问题付出了艰辛努力,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减贫进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扶贫减贫事业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高度重视扶贫减贫事业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的领导人都对加强贫困治理、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作过深邃思考和系统阐述,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道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扶贫减贫理论体系。依据新中国成立70年扶贫减贫事业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扶贫治理探索阶段(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世界上人类发展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广泛调查研究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理念,并积极探索农业合作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扶贫治理道路。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并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步设想,即“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不难看出,毛泽东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始终是我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宗旨目标。

在扶贫减贫实践层面,党中央把反贫困作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通过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实施土地制度改革、抓住苏联答应全面援助的机遇优先发展工业化,以及改善教育、医疗条件等措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状况和医疗健康状况较解放前有明显改善。19491978年,我国的小学、中学和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分别增长了6倍、62倍和7倍,婴儿死亡率下降了10倍,天花、鼠疫、霍乱等恶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人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67岁。

然而,面对改革开放前我国贫困人口基数大、农村自然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和流行病频发等客观条件,再加上当时综合国力有限、科技水平和生产力水平较低、对产生贫困因素的复杂程度缺乏系统分析、对消除贫困的有效办法缺乏有力经济支撑等因素,我国只能建立起“救急不救穷”的扶贫方式,很难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在1978年时我国的贫困发生率仍然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扶贫治理形成阶段(19781985年)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坚持共同富裕的扶贫战略目标基础上,立足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治理思路,实现了扶贫手段和目标的统一,为我国扶贫减贫事业指明了方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样,就会使整个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可见,邓小平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更加清晰,既不要求大家“齐步走”,也不鼓励“大锅饭”,而是通过诚实劳动,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这一时期,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包括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加大市场调节的成分,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土地承包制,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吸引国外间接或直接投资等,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减贫事业收到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开始专门就贫困帮扶、对口支援等作出制度安排,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政治动员和政策引导,促进物质、技术以及人员向贫困地区进行流动;另一方面,通过城乡互助,对民族地区、偏远地区进行帮扶支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1979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对口支援制度、1980年国家设立“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到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尽快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通知》,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了正规化的起步阶段。在此期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占农村人口比例由1978年的30%下降到1985年的15%

(三)扶贫治理发展阶段(19862000年)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改革减贫的边际效应开始下降。面对新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指导扶贫开发工作,并把消除贫困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江泽民强调,“全党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扶贫,过问扶贫,把扶贫作为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党群关系的一件大事来抓。处处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诚心诚意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此外,1986年上半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和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扶贫减贫事业开启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区域协作的新模式,进入了以贫困地区经济开发和贫困人口能力开发为主要内容的开发式扶贫新阶段。

在此期间,国家还先后制定了国家贫困县的标准和一整套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扶贫措施,明确了10个东西部地区开展对口帮扶的省份,加强了贫困地区的动态跟踪监测,更加强调通过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措施极大地弥补了因农村经济增速放缓而导致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放缓的不足,使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继续保持稳定减少的态势。超过2亿农村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1985年的15%降为2000年的3%左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顺利完成,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如期实现。这一伟大壮举充分说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挥扶贫开发举国体制的优越性,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我们取得世界减贫史上前所未有的了不起成就的根本保障。

()扶贫治理深化阶段(20012012年)

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工作中来部署推动。胡锦涛指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扶贫开发工作,使人民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使各阶级群众特别是城乡困难群众都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坚持扶贫开发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可见,这一阶段党的扶贫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贫困人口在扶贫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扶贫的本质和内涵赋予了新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了扶贫开发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新路径。

经过21世纪前十年的努力,我国扶贫减贫成效实现了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提高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保护生态环境、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扶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实现扶贫开发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项目,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多种农业补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加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扶贫资金。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重点县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社会事业和县域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数据显示,西部地区低收入线以下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3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8%下降到9.3%,比全国同期快了4.5个百分点,西部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197.6元增加到2008年的2482.4元,增长107.3%,比全国重点县的增长幅度高2.9个百分点。

(五)精准扶贫脱贫阶段(2013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史性地提出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奋斗目标,并将扶贫减贫事业放到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明确把扶贫开发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决策部署。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省湘西州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第一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他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自此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到基层调研时,都把扶贫减贫作为重要内容,不断丰富发展精准扶贫的内涵要义,先后提出“精细化管理、精确化配置、精确化扶持”、“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和“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异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等重要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①]以上论述充分表明,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不仅明确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工作机制、重点任务和总体目标,而且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六年来,我国扶贫治理体系不断创新完善,精准扶贫理论不断丰富发展,贫困治理能力逐步提高,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式”的全面扶贫到“滴灌式”的精准扶贫转变。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并出台配套文件,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出台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内容涉及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等。20132018年,六年间我国年均减贫1300多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00多万,连续六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高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东部9省市中有8个省市全面消除了国家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二、我国扶贫减贫事业的基本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面对动态变化的致贫因素和发展环境,党和政府不断推进贫困治理理念、制度和方式的变革创新,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救济扶贫、开发扶贫和精准扶贫战略,积累了很多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总结和提炼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贫困治理规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意义重大。

(一)根本前提:坚持党对扶贫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扶贫工作,在不同时期先后制定过“救急式扶贫”“放权搞活”“以工代赈”“开发式扶贫”“精准扶贫”等扶贫工作方针,每一次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是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如“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建设小康社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来提出的,是不同阶段我国发展目标、大政方针和具体措施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具体体现。70年的扶贫实践证明,坚持党对扶贫减贫事业的领导,不断健全党对扶贫开发工作的领导体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政治优势,深化对贫困识别规律、扶贫治理规律、脱贫发展规律的认识,抓重点区域、抓集中连片、抓深度贫困,是我国扶贫开发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政治保障。

党在扶贫开发中的领导作用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党中央将扶贫工作总体战略置于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大局中进行顶层设计和资源调控,通过行政指令、制度改革、宏观调控、政策激励等手段,为全国扶贫减贫事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其次,各级党组织通过形成扶贫领导和协调组织体系,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将贫困任务的完成情况纳入各地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使扶贫项目融合在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为各地扶贫开发工作营造了稳定的客观实施条件;再次,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举国体制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通过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和东西部地区扶贫协助制度,动员和安排资金、技术、人才等扶贫资源精准对接受援贫困地区,为贫困地区扶贫工作的高效开展提供了良好外部支持。

(二)基本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和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党又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等重要思想。这一系列重要思想为科学回答扶贫开发理论和实践中的关键问题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回顾70年的扶贫实践,我们一方面把人民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动力、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通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取消农业税等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人口参与生产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人类发展指数从1980年的0.423提高到2017年的0.752,逐步从低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跃迁至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最高价值目标,注重在扶贫过程中保障人民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切实保障贫困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确保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一个都不掉队。

(三)机制保障:坚持政府职能与市场功能的双重作用

扶贫减贫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70年扶贫开发历程充分证明,发挥好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也是夯实脱贫攻坚成效的正确选择。70年来,我们一方面发挥政府在引导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有序转移、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构建基本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同时又防止因过度干预而导致贫困治理中出现的低效率;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逐步重视和探索了市场机制在扶贫资源流动和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扶贫开发中高效投入,实现了引进来的“产业链”与贫困地区内生“资源链”的有机结合,为贫困地区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升级、贫困人口素质提高构建起了长效机制。

所谓政府职能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计划指令、制度安排和资源再分配等过程中。计划指令通常是指党中央国务院或中央有关部委通过会议、文件、行政命令等形式,要求有关企事业单位、发达地区政府、科研机构等向贫困地区实施援助、援建、帮扶等行为,它是扶贫开发中响应速度最快、实施启动最快、支援效率较高的方法。制度安排是指负责扶贫任务的管理部门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金融、税收政策等,激励并促进市场主体更好地完成扶贫任务或对口帮扶项目。资源再分配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科学合理利用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及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资源倾斜分配、人才定向培养等各种渠道直接促进现金、实物、人才、信息转移的一种资源再次分配过程。

以市场功能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机制是基于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现实需求基础上的项目合作和产业投资,更加强调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平等性和参与性。该运行机制的基础是由利益驱动、供求关系和竞争制度等共同组成。它的实现形式通常是,具有技术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各类市场主体在充分调研贫困地区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廉价优势基础上,通过投资企业、引进技术、供给产品、提供服务等行为,为贫困地区创造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进而帮助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任务。

(四)有效路径:坚持开发式扶贫和保障型扶贫的良性互动

扶贫与治病一样,单靠“输血”达不到较好效果,需要造血输血协同,发挥两种方式的综合脱贫效应。国家在70年的反贫困治理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由于致贫原因和贫困人口结构的不同,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式。即对除因先天因素之外的政策体制、资源缺乏等原因造成的贫困人口采取开发式扶贫措施,以激发贫困人口参与脱贫劳动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而对因病因残等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或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采取保障性扶贫措施,以兜住贫困人口的生活底线。

开发式扶贫是相对改革开放前的救济式扶贫而提出的,它强调通过专项扶贫、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等措施,帮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树立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价值取向,增强内生动力和发展能力,走出一条自我战胜贫困的道路。从198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开发式扶贫思想,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推行“参与式”整村推进模式,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实施精准扶贫战略,贫困地区先后通过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发展特色主导产业与劳动力就业培训相结合、实施脱贫攻坚计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等方式,提高了贫困人口自我组织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增强了贫困人口自我脱贫的积极性主动性,从根本上解决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对成熟的脱贫经验。

保障性扶贫的重点是针对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贫困人口,建立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制度为主体,以慈善帮扶、社工助力为辅助的综合保障体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的增强,目前保障型扶贫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多,例如,对所有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由地方政府按规定为他们代缴养老保险费,将贫困人口纳入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的保障范围,通过加快易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解决贫困群体的住房安全,等等。这些扶贫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确保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贫困家庭孩子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医疗需求和基本居住条件。

三、我国扶贫减贫事业的世界意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70年来中国始终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在内国际贫困治理组织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对我国取得的减贫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一些受贫困问题困扰的发展中国家更是迫切希望学习中国贫困治理的有效经验。

(一)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中国贡献

中国减贫事业是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来,我们在反贫困的斗争中,从政策制度、体制机制、法律保障等方面组织动员社会各界实施全方位、立体式扶贫策略,在减少贫困人口,改善包括安全饮水、居民健康教育水平在内的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实现了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后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基本消除极端绝对贫困的历史跨越。正如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61%,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又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事实雄辩地证明,新中国的减贫治理成效不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也是世界发展史和减贫史上新的伟大奇迹,更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最重要贡献。

此外,国际社会和舆论对我国的减贫成就和国际贡献也是高度赞誉。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表示,在消除贫困领域,中国无疑向世界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中国在消除贫困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中国自身取得的成就”。《纽约时报》指出,极端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取得的经济进步。《赫芬顿邮报》则刊文说,世界减贫成绩“最大的功劳来自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归功于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在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以上评论表明,我国作为减贫成效最显著、探索扶贫经验突出的负责任大国,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二)为全球减贫事业增添了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积极展开南南合作,同舟共济,攻坚克难,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70年来,我国在致力于解决自身贫困问题的同时,通过无偿援助、项目援建、低息贷款、培养人才等多种方式,始终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我国先后向超过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4000多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世界各地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对中国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过帮助。此外,我国自1963年参与国际医疗援助以来,共派出援外医生23000多名,医疗队的足迹遍布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基金会自2005年以来,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和长期发展援助项目,累计投入资金物资超过1.6亿元,惠及约45万人次。

进入新时代,我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积极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先后提出“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国际减贫合作新机制,这些减贫合作机制有别于西方国家传统设立的援助机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用参与式的方式充分考虑受援国人民的现实需求,得到联合国及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赞扬。此外,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其目的也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经济链、产业链、价值链,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

(三)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了中国经验

新中国70年的反贫困治理道路是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勇于创新而逐步形成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减贫发展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大量扶贫减贫的治理经验,其中既有中国政治制度和举国体制的独特优越性,也有很多具有普适性的方法方案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例如,通过农业制度、教育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与内生动力;坚持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以经济增长和区域开发促进贫困地区整体发展;实施精准扶贫,提高扶贫开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等等。我国在扶贫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不仅印证了自身选择的正确性,而且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另外,我国一贯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在减贫领域的交流合作。近年来,先后通过举办和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建立双边合作机制,同东盟、非洲、拉美等广大发展中国家互学互鉴,同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减贫组织建立项目合作平台。例如,2016年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与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合作,利用世界银行赠款建设的南南减贫知识分享网站“中外减贫案例库及在线案例分享平台”正式对全球公众开放,这一平台的宗旨是通过结构树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世界减贫人士及公众直观展示中国和世界的减贫经验与做法。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全球范围内扶贫减贫经验的交流分享。正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指出的:“在减贫过程中重视扶贫开发,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减贫经验。中国大力推动南南合作和经验共享,很多国家都因此受益。我们将继续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也会进一步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