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大学财经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 徐全红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王燕武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服务业的发展和结构演变显示：(1)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超过八成；(2)以消费性和分配性服务业为主的传统服务业长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3)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体现为增加值比重的提升，但对就业的贡献较小，导致服务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尽管由于所处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中美两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差较大，但在服务业内部结构方面，两国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本文认为，美国服务业过去六十多年来发展历程的经验启示主要有：(1)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将继续稳步提升，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2)生产性服务业将是中国服务业内部结构演进的重点方向，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不应一味求快，需要防范快速增长带来的就业风险；(3)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传统的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依旧可以在服务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其关键在于要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来改造传统服务业、提升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效率。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服务业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和新突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约为52.2%，连续七年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成为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产业，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9.7%，创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约为46.3%，连续八年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与二者的差距分别拉大到20.2和18.8个百分点。可以说，无论是在增加值比重上，抑或是在就业比重方面，服务业均已取代工业、农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三次提及服务业，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以及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清晰指明了下一个阶段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改革方向。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升，表明，伴随着经济服务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经济增长势必将愈来愈依赖于服务业发展。但反过来，这也意味着，一旦服务业增长乏力，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大。由此，掌握服务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知晓服务业发展的趋势、特点以及可能面临的问题，对于维持服务业进而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验研究表明，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递进演变存在一定的普适规律。为廓清中国服务业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本文选择以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体——美国的服务业结构演变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其阶段发展特点，总结其规律，并借此分析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启示。现有研究中，随着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提升，已有不少文献借助于美国服务业的比较研究来指出中国服务业所存在的问题。王硕(2011)通过中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比较，指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瓶颈”是以生产性服务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李晓峰和漆美峰(2013)利用出口竞争力指标对比，发现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上具有显性比较劣势，并且中国在传统服务业运输和旅游业上的出口竞争力也在逐渐减弱；徐久香等(2016)指出，中国服务业出口增加值总量远低于美国，服务业出口的自身价值创造能力也相对不足，在伙伴国的市场占有率较低，国际竞争能力相对较弱。
但目前来看，现有多数文献的做法是先设定一些指标，如竞争力指标、出口贸易指标等，然后根据指标估算的差异，阐述中美服务业的发展差异。其不足在于：第一，用设定指标来对比中美服务业，容易忽视二者所处阶段差异的影响。从总量水平上看，2015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以及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81.1%和84.6%，较之中国同期要分别高出30.9和42.2个百分点；从内部结构看，美国服务业愈发趋于高级化(Grubel & Walker，1989；景跃军，2004；陈凯，2008；魏作磊，2010；牛华等，2016)，而中国的服务业结构，尽管正处于快速向现代服务业演变的进程中，但总体上，消费性服务业仍占据主体地位、科技型服务占比较低等(郭世英等，2010；李晓峰和漆美峰，2013)。不同结构的服务业，在竞争力、增长效率、贸易效应等方面，自然会产生不同的作用。第二，多数研究看到了美国服务业高级化的一面，却很少关注服务业结构高级化背后蕴藏的就业风险问题。众所周知，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正积极强调“制造业回流”，以缓解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困境。
为避免上述不足，本文将重点放在分析美国服务业不同阶段的结构变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同时，结合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总结其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启示。在此之前，本文将先分析中美服务业的产业分类体系差别，并作相应的产业对照调整，以构建一个适用于两国产业结构比较的分类体系。这是研究跨国产业结构比较的关键基础和重要前提。本文认为，研究处于先行状态的美国服务业结构变化特征，可以为正处于后发阶段的中国服务业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和方向指引。研究发现，美国的服务业在享受现代化、科技化、高级化带来的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忍受着传统低端行业消失、就业吸纳能力下降的弊端。这对于当前劳动人口基数依旧庞大的中国经济而言，在鼓励加快发展和壮大现代服务业的同时，不得不警惕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
本文的其他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简要概述中美产业统计分类的演变历程，并重点从服务业的统计范畴出发，阐述两国产业统计分类的差异。第三部分是美国服务业的结构变化分析。通过增加值、就业人数占比等统计指标，结合Singelmann(1978)的服务业“四分法”来加以阐述。第四部分是对比美国的服务业结构，分析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概括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是美国服务业结构演变对中国服务业的重要启示。
二、中美产业统计分类的演变
(一)中国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的演变
中国服务业统计分类从属于产业分类体系，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该分类标准主要参照联合国ISIC的产业分类标准设定，根据经济活动的性质来进行产业划分 (方宽，2002)。从发展历程上，改革开放之初，为适应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国家经济管理的需要，国家统计局与国家标准局联合制定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该标准共分为15个大类，62个中类和222个小类，参照的是联合国ISIC分类标准(1965，修订第二版)，并首次规定了3位数的数字行业代码。但这一部标准并没有以国家标准的形式发布，真正意义上第一部国家标准是1984年12月1日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GB/T 4754—1984)。其参照的是联合国ISIC分类标准(1979，修订第三版)。此后，1994年、2002年、2011年以及2017年，我国共进行了四次修订工作，其历次修订版本分别为GB/T 4754—1994、GB/T 4754—2002、GB/T 4754—2011、GB/T 4754—2017。其中， 2017年的修订是参照联合国ISIC分类标准(2006，修订第四版)进行调整的。
进一步地，从行业分类内容看，首先，从1984年到2017年，四次修订带来的行业变化较大。其中，门类由13类增加到20类，大类由75个增加到97个，中类由310个增加到473个，小类由668个增加到1381个，充分反映了伴随经济的增长，新产业，尤其是小类行业的大量涌现，较大程度地改变了原有的产业统计分类体系；其次，从大的门类看，行业分类标准的修订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内容的增加所导致的。特别是2002年的修订，增加的四个门类，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基本都属于服务业范畴。
(二)美国经济行业统计分类演变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一直到90年代末，美国的产业分类都是采用《标准产业分类体系》(SIC)。但是，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SIC分类越来越不能满足产业统计的需要。Clarke(1989)认为，SIC的三位码和四位码分类跟一位码二位码几乎没有带来更多的产业信息。1993年，为改变这一状况，同时也为了给北美自由贸易区提供统一的产业分类体系，美国经济分类政策委员会与加拿大统计局、墨西哥国家统计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发《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1997年，NAICS正式替代SIC；之后每五年更新一次。2017年推出了第五版的NAICS。
与SIC相比，NAICS 分类标准的优势在于：首先，它比SIC分类标准更纯粹，完全是根据产品生产的过程来划分产业，这能够为经济分析提供更为一致性的产业分类(Murphy，1998)，SIC分类则时而以需求导向分类，时而以生产导向分类，缺乏一致的经济概念。其次，NAICS将社会经济活动划分为部门、子部门、产业组、NAICS产业以及国别产业五个层次，更有利于融合北美三国的产业统计。NAICS 是一个6位数的系统，这种设定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允许每一个国家的产业分类中保留一些自身独特的经济活动。相比之下，SIC是一个四位数的系统，很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业分类系统进行连接。此外，SIC的历次修订也始终没有把与其它分类体系的国际可比性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
此外，NAICS 产业分类标准提供了测度新兴产业和服务的新标尺，更能够描述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以NAICS-1997 为例，相比较于SIC-1987的分类标准，NAICS-1997共确认358项新产业。除少数产业，如光纤光学电缆生产、卫星通讯、计算机软件的再生产等反映高技术的发展之外，大多数新产业并不是高技术产业，甚至在经营上也很少有技术变化。如，提供住宿及早餐的旅馆、环境咨询、货栈俱乐部、宠物商店、信用卡发行、减肥中心等。但所有这些新的产业，都为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提供了解释。
从分类层次看，SIC与NAICS差异较大，特别是服务业。SIC的服务业只有五个门类，分别是E类运输、通讯及公用事业，F类批发贸易，G类零售贸易，H类金融保险不动产，以及I类服务业，而NAICS则细分为16个门类。其中，信息、专业科学技术服务等门类的划分，即使在SIC的大组分类中，也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分类。不过，从各自的分类体系看， SIC和NAICS不同年份的修订版本差异均不大。与1997年版的NAICS相比，2002年、2007年、2012年以及2017年均是在大类上略有调整，后面的版本对前面的版本是兼容的，具有连续性。
(三)中美服务业的定义及其分类对比
针对服务业的定义，中国服务业的界定相对明确。根据GB/T 4754—2011的定义，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具体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服务业，采矿业中的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美国服务业的界定则大致可以划分为宽口径、中口径和窄口径三种定义(Kutscher and Mark，1983)。其中，宽口径的定义是扣除产品生产部门，即农林渔业和狩猎、矿业、建筑业以及制造业之外的其他所有部门，包括公用事业，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与仓储，信息，金融与保险，不动产与租赁，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公司和企业管理，行政支持、废物管理和求助服务，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艺术与娱乐，住宿和餐饮，其他服务业(扣除公共管理)以及公共管理；中口径的定义是在宽口径的基础之上，扣掉公共管理；窄口径的定义则是在中口径基础之上，只考虑个体和商务服务，扣除交通运输与仓储，批发贸易，零售贸易，金融与保险，不动产，信息，公司和企业管理等。目前而言，前二种口径使用的较多。例如，美国劳工局在统计服务业就业人员时，使用的是宽口径的服务业定义，而美国人口普查局对服务业的定义则是采用中口径的定义。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是否将公共管理，即政府部门的管理纳入服务业范畴。
进一步地，对比中美服务业的定义，即对比 GB/T 4754—2011 和NAICS-2012分类的产业代码。可以发现：
第一，从囊括的产业范围看，中国的服务业定义与美国宽口径的服务业定义差异并不大。其中，美国将部门22(公用事业)视为服务业，中国则将与之大部分内容对应的门类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视为工业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将门类A大类05 (农林牧渔服务业)和门类B大类11 (开采辅助活动)视为服务业，而美国则并没有将与之对应的子部门115 (农业和林业支持活动)以及子部门213(采矿支持活动)归入服务业。戴建军(2012)对比了中国GB/T 4754-2002和NAICS-1997的服务业划分，指出，美国将部门22(公用事业)以及部门56的子部门562(废物管理和治理)划入服务业，中国则划入工业。但在GB/T 4754—2011版本中，中国已经将相关废物管理和治理的大部分内容划入服务业，归到门类N大类77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第二，从门类上看，中美服务业的一些门类划分相对容易匹配，如批发零售业与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运输和仓库储存，住宿餐饮业与住宿和食物服务，金融业与金融和保险，教育业与教育服务等，这些门类基本可以相互对应，而其他门类，则错综复杂，难以匹配。比如，中国的门类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其包含的大类72(商务服务业)，可对应美国NACIS的部门54、55、56和92等四个部门的多个子部门和产业组；反过来，美国的部门51 (信息)，其中，三个子部门515、517和518，对应中国GB/T 4754-2011的门类I(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另三个子部门511、512、519，则对应门类R(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第三，美国服务业的私人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划分的比较清晰，公共服务业集中在部门92 (公共管理)，而中国的公共服务业则相对复杂。根据表4，与美国服务业部门92 (公共管理)的子部门和产业组相对应的中国服务业产业，涉及门类L大类72(商务服务业)、门类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门类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和门类T(国际组织)。另外，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公共支出占比较高的行业以及未被纳入服务业范畴的门类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基本也可看成是公共服务业的内容。
基于上述比较，本文认为，首先，中国服务业的定义与宽口径的美国服务业定义，在简要处理之后，可用于服务业总体水平的对比。如果以美国为准，中国的服务业需加上门类D(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时扣除农林牧渔服务业和采矿辅助活动；如果以中国为准，美国的服务业需扣除部门22(公用事业)，同时，加入子部门115 (农业和林业支持活动)以及子部门213(采矿支持活动)；其次，从服务业的结构上看，即使是在门类和部门的层次比较上，中美服务业也很难直接放在一起对比，需要谨慎选择相关可匹配的门类和部门进行比较，或是利用大类和子部门、甚至中类和产业组、小类和产业的数据加以汇总调整。
三、美国服务业的结构演变分析
(一) 服务业整体结构变动情况
首先，1948到2015年，美国服务业占GDP的增加值比重基本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由1948年的58.9%增加到2015年的81.1%，提升了22.2个百分点，占据着经济结构中的绝对主体地位。与之相伴的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也由1948年的56.5%提高到2015年的84.6%，涨幅为28.1个百分点，幅度还大于增加值。
其次，对比不同时期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变化，大致可以将美国服务业的整体结构变动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8到1975年。该阶段特点是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就业比重，单位产出就业贡献相对较小。第二阶段是1976到1998年。此阶段，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基本与就业比重贴近，二者显示出强相关性和同步性，服务业的单位产出就业贡献逐渐增加。第三阶段是1999年至今。服务业就业比重开始显著超越增加值比重，单位产出就业贡献进一步增长。容易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服务业作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性越发显见。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服务业单位产出就业贡献的不断提高，从另一方面看，则意味着服务业的单位就业人员产出在持续下降。换言之，服务业的产出效率在逐渐下降。第二，进入21世纪，美国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维持着“稳中趋降”的态势，就业比重增长的速度也明显下降，特别是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双双持续小幅下滑。这与美国在危机爆发之后，越来越走向贸易封闭和鼓励“制造业回流”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二)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情况
首先，增加值比重方面，2015年，美国服务业内部占比最大的部门是不动产和租赁部门，约占到全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的16.4%；公共管理部门次之，比重约为16.2%；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金融保险以及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部门位居第三到第五位，占比分别为9.0%、8.9%和8.9%；批发贸易和零售贸易占比分别为7.6%和7.3%，加上住宿和餐饮占比(3.6%)，合计为18.5%。其余部门占比则相对较小。从趋势变化上看，公共管理部门的比重自20世纪70年代起持续较大幅度下降，至21世纪初，基本与不动产和租赁服务部门持平；批发贸易、零售贸易、交通仓储服务呈平稳下降趋势；不动产和租赁服务占比基本稳定在16.0%的水平；金融业占比先是由1947年的3.9%，一路提升到2006年9.7%，2008年后又快速回落到9.0%左右的水平；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较快，90年代以后则增势趋稳；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占比则一直保持较快增长，七十年间比重增长约4.1倍。
其次，就业比重方面，1947到2015年，下降幅度最大的部门是公共管理部门，比重由早期的30%以上，减少至2015年的18.0%；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部门的合计占比由33.3%减少到26.7%，仅下滑6.6个百分点；交通仓储服务比重由10.7%减少到4.1%，降幅同样为6.6个百分点；而比重增长最快的部门是以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等部门为代表的新兴服务部门，由4.0%增加到16.5%，涨幅为12.5个百分点，次之是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部门，由3.1%增加到15.1%，提高了12.0个百分点；其余部门的比重则未见明显改变，尤其是在增加值比重较大的不动产和租赁服务及金融保险部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二者比重合计仅为7.0%；信息部门的就业比重同样较小，2015年，该比重仅为2.3%。
(三)基于Sigelmann“四分法”分类的内部结构变动情况
考虑到按照服务业统计分类划分的内部部门过多，无法清晰地反映不同阶段不同性质服务业的变化情况，接下来，本文将采用Singelmann(1978)提出的服务业“四分法”方法，根据经济活动和服务对象的差别，将服务划分为个人服务、分配服务、生产服务和社会服务等四类服务，分别对应消费性、分配性、生产性以及社会性服务业。其优点在于：一是赋予服务业内部分类更多经济层面上的意义，而非局限于统计意义上的探讨；二是为不同国家间的服务业比较提供了一个相对可比的分类口径。
根据对服务业分类定义，重新整理之后的美国服务业四大分类的变化情况如下。(1)增加值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稳步提升，逐渐拉开了与其他服务业比重的差距。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比高达44.0%，较1963年提高了13.8个百分点。分配性服务业的比重下滑最为明显，降幅为12.2个百分点，与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幅度大致相抵。社会性服务业的比重起伏波动幅度较大，在80年代、90年代都出现过持续的下降，但2000年以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社会性服务业的比重出现较快增长，直到2009年之后才开始重新缓慢下降。消费性服务则基本稳定。(2)就业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在1969至2000年间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但此后开始放慢增长步伐，保持平稳状态。社会性服务业的变化则恰好相反，在2000年以前缓慢下降，而在2000年以后则出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与增加值比重的变化相比，四个分类的就业比重差距更小。(3)从单位产出的就业贡献看，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仅约为0.6，分配性服务业约为1.1，而社会性和消费性服务业则分别高达1.4和1.8，消费性服务业约是生产性服务业的3倍，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显著。
综上所述，可以将战后美国服务业的结构变化特点总结如下。
第一，在近七十年的时间内，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始终保持着平稳上涨的趋势。其中，增加值的比重提升了22.2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约0.32个百分点，2015年占比高达81.1%，贡献了超过八成的经济总量规模；就业人数占比增加得更快，比重提高了28.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约0.40个百分点，2015年占比高达84.6%，同样贡献了超过八成的就业规模。可以说，服务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占据着绝对主体地位。
第二，不同性质的服务业在增加值和就业比重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其中，增加值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较快，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逐渐拉开了与其他三类服务业之间的差距，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配性服务业的比重大幅减少，其下降幅度几乎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幅相抵，社会性和消费性服务业的比重则保持平稳。就业方面，尽管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上升速度也比较快，但由于基数较低，其与社会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差距依旧较大；分配性服务业就业比重，与其增加值比重一样，也是持续下降；消费性服务业就业比重则出现相反走势，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
第三，得益于消费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较高单位产出就业贡献，整体服务业单位产出就业贡献稳步提升，但增加值增长最快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快速增长，其单位产出就业贡献仅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三分之一。从劳动生产效率看，服务业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特别是1998年以后，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步伐趋缓，服务业转而依赖于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导致服务业的单位劳动产出出现明显的下降过程。考虑到社会性服务业较高就业贡献，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在效率和就业之间做出权衡，以寻找到最佳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比例。现实中，2008年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大危机以及当前美国政府强调的“制造业回流”，都反映了美国当前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服务业内部构成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需要通过加强监管和产业结构调整来加以缓解。
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一) 总量结构
从总量结构上看，当前中国服务业构成类似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状况。首先，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1.6%，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水平相差9.8个百分点。其次，两国均处于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高于就业比重的阶段。该阶段，中国服务业单位劳动生产效率还相对较高，吸引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流向服务业部门，就业比重增速超过增加值比重，二者的差距逐渐缩小。此外，从经济阶段背景看，根据钱纳里的经济阶段划分方法，美国大致在1955年前后进入后工业化的服务经济阶段(冯飞等，2012)，而中国目前也正处于加快步入服务经济时代。
但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要明显低于增加值比重。20世纪50年代，美国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平均低于增加值比重约1.7个百分点，而2016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要高出就业比重约8.1个百分点，差距显著。第二，中国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明显快于美国。2007至2016年，十年间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分别提升了8.8和11.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分别高达0.88和1.11个百分点，远高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年均0.43和0.39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二)服务业内部构成
首先，从增加值占比看，2015年，中国服务业内部占比最大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约为19.24%，加上住宿餐饮业(3.53%)，合计约为22.77%，位居第一；占比排在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比重约为16.71%和12.02%；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占比为8.83%，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三项合计约占到12.39%，略超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占比约在5%左右。
可以发现，与服务业总量占比的巨大差异不同的是，美国和中国服务业的内部构成反而具有一定的相似度。主要体现在：一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或不动产以及金融业合计占比均超过服务业四成以上。中国约为51.50%，美国约为43.83%。其中，中国的金融业占比要高出美国金融保险业占比约7.76个百分点，超过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4.25%)。二是，政府管理部门的比重看似差异较大，美国的政府部门比重约为16.19%，中国对应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以及国际组织业的合计比重仅约为7.63%，但如果从子部门或大类的层次看，美国的政府管理除了政府部门之外，还包含大量的环境、教育、公共卫生、人力资源、经济计划等支出项目，而中国的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业则定义较为狭窄，基本限定于国家机关、行政机构的范畴。因此，如果将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也视为政府管理的话，中国的政府管理部门比重将达到20.02%，同样将成为仅次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服务业内部第二大行业。三是在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等商业服务方面，美国服务业相关部门的比重(8.95%)要明显高于中国(5.10%)，而在交通运输和仓储方面，中国的比重(8.83%)又高于美国(3.76%)。此外，在信息部门方面，两国的比重基本接近；美国的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艺术与娱乐部门合计约占到11.68%，也基本接近中国的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三项合计占比(12.39%)。
进一步地，从趋势上看，两国服务业内部构成变化，也呈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一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整体均呈下降趋势；二是房地产业、金融业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三是美国的教育服务、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艺术与娱乐部门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升较快，90年代以后则表现稳定，增长缓慢，而同时期，中国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体育娱乐业的占比，在排除2003年统计口径变化的影响之后，也基本维持稳定，增长缓慢；四是美国的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占比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六十年间增长约4.1倍，而中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占比提升速度也比较快，1990至2014年二十五年间增长约2.1倍。
其次，从就业比重看，第一，2014年我国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就业人数比重排在第一，约为39.0%，但与增加值占比整体下降的趋势相比，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反而在总体上要明显高出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呈现上扬的势头。第二，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就业人数比重较小，2014年约为3.38%，较1990年下降5.08个百分点，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第三，与美国服务业相同的是，增加值占比排名靠前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就业人数比重极小，2014年，分别仅为0.48%和0.12%，而且均呈现出稳步下降的态势。第四，其余行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的合计就业人数比重由1990年的3.21%，提高到2014年10.38%，增长超过3倍，也远高于同期其增加值占比的变动；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5.23%)以及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就业人数比重(7.96%)总体上有所提高，但2003年之后则是逐步下降的。
考虑到就业数据的口径多变，本文还利用2005至2014年的中国分行业法人单位数据来加以佐证。根据研究，（1）2014年，批发零售业的法人单位占比高达37.03%，并且在样本期内，呈现上升趋势，由2005年的25.87%提高到37.03%，九年间增长了11.26个百分点；（2）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占比分别仅为0.97%和4.42%，不过，总体上呈现出略微增长的趋势；（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居民和其他服务业的合计占比由2005年的10.02%，提高到2014年14.80%，增长幅度超过48%；（4）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的法人单位占比则由2005年的32.57%下降到2014年的16.83%，但仍占据较大比重；（5）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法人单位占比合计同样由2005年的14.53%下降为2014年的10.26%；（6）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法人单位占比则由2005年2.38%增加到2014年的3.40%。因此，可以发现，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的法人单位占比变动趋势与就业人数比重变动趋势有所区别之外，其余行业均基本上保持一致。
最后，基于“四分法”分类，数据显示，中国生产性和分配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较高，二者相加约占据了六成以上的服务业增加值；消费性和分配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较高，二者相加约占据了七成以上的服务业就业。从趋势变化看，自2004年以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增长较快，由2004年的34.3%提高到2014年的42.2%，增加了7.9个百分点，但同期其就业比重仅由11.1%增长到12.5%，小幅提高1.4个百分点，严重滞后于增加值构成提升；分配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由32.6%下降到29.5%，就业比重则由32.9%提高到37.1%，对服务业就业的贡献程度在提升；消费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在四大分类中排名垫底且逐渐下降，但其就业比重一直保持在40.0%左右的水平，是服务业第一大就业产业；社会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则出现“双降”，尤其是就业比重的排名滑落到最后一位。
简要总结，对比美国，当前中国的服务业结构呈现出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不同分类的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结构出现分化增长，整体差距在扩大。其中，增加值方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其他分类的服务业比重则均出现下降趋势；就业方面，分配性服务业的占比越来越高，消费性服务业依然保持高位，而生产性服务占比仅是略有增加，对就业的贡献极为有限。可以说，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服务业出现了“产出依靠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拉动、就业则有赖于传统消费性和分配性服务业”的增长模式。
第二，消费性服务业的增加值贡献与就业贡献表现不相匹配。其中，增加值比重逐步下降，2014年仅为8.2%，排在四大服务业分类的最后一位，而就业比重则长期排在首位，2014年的比重依旧高达40.0%。美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增加值贡献和就业贡献则相对契合，均是在四个分类中排名垫底，比重也相近。与美国相比，中国消费性服务业的劳动密集型属性更强，单位劳动生产效率更低。
第三，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与就业比重差距悬殊。2014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约为42.2%，就业比重为12.5%，差距为29.7%；同期，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约为43.9%，就业比重为25.0%，差距为18.9%。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正好是中国的两倍。导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扭曲表现的关键在于吸纳就业能力较差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在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比重过高。2014年，中国金融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合计约占到全部生产性服务比重的65.2%，而美国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性服务的比重约为56.7%，二者相差8.5个百分点。如果单看金融部门的话，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6.7%，而美国金融保险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的比重仅为8.9%。
第四，无论是增加值比重，抑或是就业比重，以公共管理、教育、卫生医疗为主要构成的社会性服务业的贡献均远低于美国，尤其是在就业贡献方面，美国的社会性服务业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社会性服务业不仅没有发挥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反而出现就业比重逐步萎缩的局面。
第五，尽管中美服务业在总量上差别较大，但其内部结构却出乎意料地具有较强的相似性。集中体现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均比较高，并且呈现出趋势上一致变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均不高，且均在稳步下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均比较大，但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差，就业人数占比均较低；代表新兴服务业的信息部门或信息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数也都比较低，同时增长缓慢，难见明显增长态势；政府管理部门的增加值和就业占比均在大幅度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
总之，对于中美服务业内部结构的统计观察验证了Katouzian(1970)的判断。即，在经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以后，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工业化国家，服务部门都将迅速发展，总产值和就业份额将明显扩张或者部分明显扩张。并且，在服务内部结构方面，贸易和金融、政府、专业性服务将占据较大的产出份额。
五、美国服务业结构演变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无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改变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状况，抑或是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都离不开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尽管由于所处经济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服务业不仅在总量上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在服务业内容结构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别，但是结合上述分析，容易看出，美国服务业的发展演变依然存在一些值得中国服务业学习的经验启示。
第一，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潜在增长空间较大。这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服务业始终保持着上升势头，服务业增加值和就业占比攀升到80%以上，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绝对主体产业。其根源在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逐步转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追求，转向对教育、文化、娱乐、健康等现代服务品的消费。美国居民的教育文化娱乐健康等服务性支出占比从70年代开始逐年上涨，并在90年代中后期正式超过食品服装、住房交通通信支出，成为居民支出构成中的第一大支出。对中国而言，现阶段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同样将催生出对传统以工业品为主的产品供给体系的转型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带动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16)。
第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注意内部结构的调整，应当着力于提高具备更强就业吸纳和知识外溢效应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比重提升，降低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份额。1963-1996年，美国共用了34年的时间，才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30%左右提高到40%左右。而自2004年起，中国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类似份额的变动。这一较快增长主要是依靠就业吸纳能力薄弱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的迅猛增长驱动。其结果：一方面，造成生产性服务的增加值和就业贡献不匹配。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金融系统整体债务风险的快速积累，并传递到实体经济部门、居民部门，导致全社会债务杠杆水平骤增，迫使央行频频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强势去杠杆；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是导致地产泡沫的出现，经济增长屡屡为房地产绑架，资源配置严重扭曲，货币资金的使用效率逐渐下降。因此，适当调整生产性服务业内部构成，增加信息、科技部门的比重，不仅有助于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知识密集程度，而且也能够提高纠正资源要素的配置扭曲，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和化解经济系统风险。
第三，以消费性和分配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仍将长期保持主体地位。美国长达七十年的服务业内部结构演进结果表明，即使在当今最为发达的经济体，以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批发零售为主的消费性服务业和分配性服务业依旧是服务业的主要构成部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和科技服务业的比重，还不足于对传统服务业进行全面的替代。一方面，由于现代服务业部门尽管挤占了传统部门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政策资源，但同时也会对传统服务业部门产生知识外溢效应，改造传统服务业，提升传统服务业的效率，使其得以更持久的生存下去。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基本需求支配着传统服务业部门需要保持在一定的比例，而这又制约了现代服务业部门的持续壮大。传统服务业的就业职能支配了现代服务业部门替代速度，使金融业、信息业的扩张远不如预期。因此，需求、供给、技术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共同导致了美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均衡演变，也制约了服务业结构演变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第四，加快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将是下一个阶段中国服务业改革和突破发展的重点之一。社会性服务业的内容涵盖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公共部门管理等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直接相关的部门，涉及当前中国民生领域和政府部门改革的深水区域，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难点之一。 从美国服务业构成情况看，不论是在增加值方面，抑或是在就业方面，美国的社会性服务业均在服务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反观中国，大量存在于教育、医疗、养老、机关单位等部门的半市场化半计划经济体制约束，严重抑制了相关服务产品的提供(徐朝阳，2014)，造成了中国社会性服务业的低增加值比重和低就业吸纳能力。随着中国人均收入逐渐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过渡到高收入经济体国家，中国居民将由以住房交通和食品衣着等实物为主的消费结构，逐渐转变为服务消费与高质量的实物消费并重的消费结构，对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支出比重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提高，并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之内，成为主要的消费需求动力。为应对消费结构的改善，必须尽快改变当前社会性服务业发展增速相对较慢的状况，提高现代服务品有效供给能力。
第五，在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演进的过程中，需要注意防范其吸纳就业能力薄弱的风险。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警惕美国服务业蕴含的系统风险，即服务业结构趋于高端化之后出现的抗风险能力下降，产生就业危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切实改造了美国传统服务业，使得传统服务业的效率提升、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克服了服务业效率低的“鲍莫尔病”(Young，2014)，但同时，现代部门吸纳就业能力薄弱的问题，又严重制约了美国服务业结构的系统健康，造成服务业的整体风险上升。此外，现代服务业的全球化布局，也造成美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风险的冲击。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上少有的人口大国，如何权衡服务业结构演进与就业之间的取舍，将是决策部门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如何进一步挖掘传统服务业的发展潜力，提高其增长效率，将是一个较发展现代服务业更为迫切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