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张月友 方瑾
摘 要：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与其经济规模排名差异较大，与其人均收入排名差异较小，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山东、海南、福建和河北。总体而言，文化建设高质量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对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而产业结构调整不足、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改革开放低效率和城乡建设发展不平衡是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各有优劣，省际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推动东部地区率先高质量发展，应以地理相邻省市协同发展为抓手，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 区域协调发展
一、前 言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然而，高质量发展从评价目标上是解决“好不好”的问题，而“好不好”是一个规范概念，如何设计一套科学、可靠、可操作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和考核“好不好”，尚缺少理论探索，也没有现成和共识的答案。这使得我国地方政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时因缺少新参照，可能导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和落地以及绩效评价困难重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实际上无法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
作为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区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无论是从总体规模还是人均收入水平看，全国经济发展前十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现状基本可以代表全国高质量发展处在前列省（市）的排名情况。因此，本文将东部地区各省（市）作为考察对象，关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设计和评价问题。以江苏省《关于印发<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设区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为蓝本，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和评价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情况，提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为全国层面设计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统计体系和评价体系探路。本文可能的新意有二：第一，在分析高质量发展内涵和识别高质量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基础上，率先根据新发展理念开展了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设计研究；第二，本文设计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某发达省份率先出台的“官定”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为蓝本，而不是根据所谓的理论假设完全另起炉灶，从而相对于其他相关研究具有更高的实践应用价值。本文不仅丰富了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对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理论价值，还对加快探索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推动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经济工作和政策实践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文献很丰富。按照研究框架不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以党的十九大为界，第一个阶段是在党的十九大前在经济增长框架下讨论高质量发展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党的十九大后，在经济发展框架下讨论高质量发展问题。
党的十九大前的经济增长高质量研究，按照国别分类，进一步分为国外经济增长高质量研究和国内经济增长高质量研究两大类。从国外研究文献看，大致有早期的经济增长代价理论（Mishan，1967）、经济增长极限理论（Meadows et al.，1972）、经济增长效率理论（卡马耶夫，1983）、经济增长质量和数量学说（Barro，1991）、可持续增长理论（Thomas，2001）和包容性增长理论（ADB，2007）六大类。目前，“包容性增长理论”得到发展中国家广泛支持。
从国内研究文献看，大约从进入21世纪到党的十九大前，以增长质量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和讨论是学界热点话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前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备受国人关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是应该关注速度还是速度与质量并重的研究也层出不穷（郭克莎，1996；钟学义等，2001；刘海英、张纯洪，2006）。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情况的基本判断也是讨论的热点（钞小静、任保平，2011；任保平，2012）。但相关研究进展的最大亮点还在于，有关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的研究开始活跃。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单一指标法和多指标法。单一指标法多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优劣。例如，肖欢明（2014）将自然资源与环境作为投入要素，分析了2001~2011年间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变化情况。多指标法是将经济増长质量内涵分为若干子系统，对每一个子系统分别选取代表性指标，用指标体系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优劣。例如，钞小静和惠康（2009）从界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外延和内涵入手，构建了包括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考察了1978~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变迁；毛其淋（2012）从二重经济开放角度，构建了包含经济增长协调性、经济增长有效性、经济増长持续性、经济增长稳定性和经济增长分享性五个评价维度的指标体系，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演进趋势；魏婕和任保平（2012）构建包括了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和国民经济素质六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2010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魏敏和李书昊（2018）构建了包括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开放稳定共享、生态环境和谐与人民生活幸福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对2016年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
党的十九大后的经济发展高质量研究多以政策解读和定性研究为主。按研究主题分，可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强调高质量发展重要性的研究（杨伟民，2018；宁吉喆，2018）；第二类是高质量发展内涵解读研究（张月友，2017；刘志彪，2018）；第三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魏婕等，2016；张月友，2017；张月友等，2018；刘志彪，2018）；第四类是少数研究涉及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例如，殷醒民（2018）提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五个维度：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质量、金融体系效率、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但这五个维度与习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有较大出入，而且各自维度应该使用哪些指标未涉及。朱启贵（2018）强调必须全面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并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各个方面又包括了多个具体的经济统计指标，但众多指标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加总合成仍是悬念，且各指标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未予充分讨论与论证。
综上所述，有关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然主要遵循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少数有关经济发展高质量研究又大多集中于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内涵解读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研究性质是理论阐释和争鸣，属于规范研究，缺少有关高质量发展的定量研究。而且，以往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多涉及全中国，忽视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现实，使得研究结论因数据问题可能出现偏误。实际上，从经济发展阶段和区域发展战略布局看，中国东部地区担负了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
三、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与测算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监测评价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得高质量发展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科学内涵，而且还将不断在实践中深化拓展。但只有尽快建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和统计体系，才能将科学思想和理论应用于实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第一步是先确定原则。本文认为，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相对全面性、客观性、可衡量性、可操作性、地区差异性五性出发，遵循以下七个原则：一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二是坚持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统揽全局；三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四是坚持对标国家、体现省情；五是坚持系统思维、全面考量；六是坚持科学合理、简明实用；七是坚持统筹兼顾、综合评价。
（二）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框架
截至目前，公开资料检索显示，唯有江苏省在2018年5月30日率先出台的《关于印发<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设区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的通知》制定了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办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有了操作指南。因此，本研究结合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参考江苏省定监测指标文件，考察并总结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因素，思考能够反映高质量的指标体系设计。由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文化成为软实力，因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应以能体现新发展理念和文化强国内涵的“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文化建设高质量、生态环境高质量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六大发展任务为基本框架的一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下设若干反映新发展和特色发展内涵的二级指标，在每一个二级指标下设多个三级指标，然后使用科学方法对各指标赋权，最后是监测分析。
（三）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2018年5月30日，江苏省以省委办公厅文件形式，在全国率先出台名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和《设区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的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考核办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江苏省率先给出了操作指南。因此，本文基于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以江苏省制定的《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为蓝本，考虑该指标体系缺少指标类型和权数影响高质量评价与考核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以及存在个别指标存在争议、部分指标统计衡量标准不统一、与其他指标存在重叠和嵌套关系、数据来源的主观性较强、区域间不具有可比性和数据不可得等问题影响指标的可靠性、适用性和准确性，对该指标体系进行“减、增、换”三步调整，并遵循上文框架和思路，构建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一是经济发展高质量。主要围绕创新发展理念，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质态、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去产能成效、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资本市场、政府型债务等方面，设置人均GDP等11项指标，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
二是改革开放高质量。主要围绕开放发展理念，从改革激发创业、外贸升级、利用外资、对外投资方面，共设置对外投资总额等4项指标，反映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状态。
三是城乡建设高质量。主要围绕协调发展理念，从城市品质化发展、城乡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城镇万人绿地与广场面积等6项指标，反映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情况。
四是文化建设高质量。高质量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硬实力上，也应体现在文化软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的提升上。为增强文化引领力、凝聚力、软实力，主要围绕文化产业发展、人民文化消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志愿服务等方面，设置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4项指标，反映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情况。
五是生态环境高质量。主要围绕绿色发展理念，从能源资源消耗、空气及水环境质量、生态绿化、污水及垃圾处理等方面，设置单位GDP能耗等8项指标，反映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现状。
六是人民生活高质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科学衡量和客观反映各地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围绕共享发展理念，从收入、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设置人均拥有社会保险总额等6项指标，反映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情况。
四、中国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测度与评价
（一）高质量发展指标测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既然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六个方面39个基础指标的多维综合评价概念，如何科学地给各指标赋权并将其加总求和是个难题。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测算，熵值法、相对指数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都是多因素综合评价的常用方法。在这些指标中，由于熵值法根据指标变异程度确定权重，指标值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但由于其忽略了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往往确定的权重与预期相差甚远。相对指数法则是将一系列指标变成可比的指数形式进行加总，忽略了指标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性。层次分析法是带有模拟人脑决策方式的方法，更讲求定性的分析和判断，确定权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主成分分析方法能很好的避免上述问题，通过降维将多个具有相关性的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对指标简化的同时，又保持原始数据绝大部分信息，并通过数据本身特征确定权重，能充分反映基础指标对总指数的贡献。因而，本文对高质量发展的测算采取这种方法。
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先对初始数据预处理以消除量纲，主要使用均值化方法将数据标准化，使数据具有可比性，同时对“政府性债务率”“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PM2.5年均浓度”“城镇登记失业率”五项逆指标进行倒数处理使其正向化。主成分分析法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利用SPSS19.0软件分别对标准化过后的各高质量发展六个方面指标进行降维，提取各方面指标的基础指标信息来确定少数几个主成分（综合指标），这几个主成分既包含绝大部分数据信息又不相关，在主成分的形成过程中也可以明确简便地计算出每个基础指标（系数归一法）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的权重；其次，利用成分权重计算出该方面指标的综合得分；最后，重复上述过程，通过各方面得分合成最终的经济发展高质量指数。
本文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各省统计局、财政厅、科技厅、人社厅、金融办、商务厅、交通运输厅、通信管理局、水利厅、文化厅、环境保护厅等网站
（二）2017年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总体状况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市）。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后，辽宁划入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剩下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因此，本文使用东部地区10省（市）统计口径。接下来，我们测度2017年东部地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情况，并在横向比较中进一步评估东部地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水平。
从各指标对高质量发展的系数和贡献看，在经济增长高质量上，体现经济运行效益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比重（X2）和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X3），体现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X5）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X6），体现创新投入驱动发展效果的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X7），体现创新投入和产出的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X8）及每万劳动力高技能人才数（X9），体现直接融资的亿元GDP境内上市企业股权融资额（X10）和体现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成效的政府性债务率（X11）指标系数都表现为正，且合计对经济发展高质量贡献权重高达88.23%。说明启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落实国家创新人才战略、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确保地方债务可控等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卓有成效。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各省（市）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多举措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服务业扩量增质，经济各项指标运行良好。但从监测结果来看，人均GDP（X1）对经济的正向影响较小，只有4.44%。另外，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X4）表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影响。这与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还未完全从结构性困境中摆脱出来有很大关系。从相关数据可以发现，大部分省份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较高，在近三年没有明显减速。而当前供给侧改革还处于出清过剩产能阶段，实现产能更新换代还需时日，低端产能上的制造业投资比重高对高质量发展不利。而且制造业是不良贷款集中行业，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固定资产的更新和维护，但低端制造业往往经营困难，融资能力不足，资金链紧张，无力偿还贷款，更加拖累高质量发展。
在改革开放高质量上，体现引进外资质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利用外资总额比重（X14）和体现走出去水平的对外投资总额（X15）两项指标为正，贡献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权重的65.13%。说明东部地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开放格局极大地带动了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而在改革激发创业和稳外贸方面，外资净增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比重（X12）和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货物进出口总额比重（X13）的系数为负，对该方面高质量发展的抑制率较高，达到了34.87%。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东部地区各省（市）间创业程度有较大差异。其中，北京“净增企业法人单位数占企业法人单位总数比重”在2017年较低，仅有1.06%，而江苏与广东分别达到20.07%和24.36%。省（市）间不平衡发展是阻碍改革开放高水平主要因素之一。二是目前企业经营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成本偏高、融资困难，经营陷入困境，加速市场份额萎缩，即使是在“双创”的涌动下，创业热情并不高。三是对于进出口贸易来说，东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市）表现出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偏重，进出口贸易形式单一，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影响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
在城乡建设高质量上，城、乡的交通、通信、生活环境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指标贡献基本相当，且指标系数都为正，基础设施建设为东部地区城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但通过对相关数据梳理发现，东部地区省（市）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严重。铁路发展不均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距较大，固定宽带网络普及水平、接入能力不一，阻碍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信息交换、整合、共享。城乡不均衡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以重点城镇规划为蓝图，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政策法规不一致、跨区域系统性协调问题，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文化建设高质量上，体现文化道德、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情况的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城镇常住人口比重（X25）、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X23）、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22）三项指标的指标性质都为正，且各指标贡献差别不大。但万人拥有图书馆个数（X24）的系数为负，说明与文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东部地区文化建设高质量的短板，要改善区域内图书馆地理分配不均问题。
在生态环境高质量上，经过正向化处理的单位GDP能耗（X26）及PM2.5年均浓度（X29）系数都表现为正，这与绿色发展要求节能减排的目标是一致的。体现空气和水环境质量改善状况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X28）及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X30），体现生态绿化的林木覆盖率（X31）及生活垃圾和处理成效的城市(县城)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X33）表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贡献率达到66.14%。而单位GDP水耗（X27）和城镇污水处理率（X33）两项指标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这可能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工业化程度高、分布在各地的高耗水产业不能在短期内快速有效地形成节水系统有关。
在人民生活高质量上，反映人民生活、就业、社会保障和医疗水平的五项指标（X34、X35、X36、X38、X39）都表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率（X37）表现出负的贡献可以看出，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短板。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区域、城乡和园际差异仍然较大，供需矛盾突出，是制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因素。
六个方面指标权重上，文化建设对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高，达到48.24%，远远高于其他方面。这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强国建设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和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也由过去单纯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升级和转变为对物质文明、自然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等更高层次和更全方位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加上文化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和推进，文化发展备受东部各省（市）重视。在此背景下，相对之前我国文化产业总量规模小而言，文化当下的繁荣速度较快，对高质量发展贡献较大。此外，人民生活和经济发展高质量分别贡献高质量发展的21.19%与12.98%。改革开放和城乡建设方面对东部地区总体高质量指数的贡献大小在伯仲之间，但相比其他方面还需提升。生态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的权重仅有0.45%，成为重点薄弱环节，说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形势依然严峻。总体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对总指数的贡献率提升空间较大，这四个领域的高质量补短板将是提高东部地区高质量指数绝对水平的重要方面。
（二）2017年中国东部地区10省（市）高质量发展比较
2017年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总指数排名情况。东部地区省（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按大小排序，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山东、海南、福建和河北。北京和上海领先于其他省（市），高质量总指数高达1.83和1.52。浙江和江苏紧随其后，高质量总指数分别达到0.46和0.38。北京等地的高质量发展得益于其摒弃了“透支”式的经济增长，主动调低GDP增速，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工作重点关注高质量发展。上海也表示要为高质量发展构筑新优势，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两市的城市化水平和服务化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而浙江在体现创新驱动的民营经济、电子商务和互联网发展的多个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经济活力也非一般省市可比。江苏则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扶持力度，支持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建立鼓励企业创新的普惠机制。这四个省（市）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发挥引领作用。剩余其他东部省（市）中，河北和福建属于高质量指数排名垫底省份，与北京、上海差距较大。其中，北京与河北高质量绝对水平相差2.04。这与省（市）间地理位置、资源条件、技术水平和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能力有较大关系。北京和上海属于高度发达城市，比肩世界一流发达地区，属于国际大都市，且北京又是政治中心，政策环境得天独厚。而河北和福建的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传统优势产业，拉长了产业转型升级战线。
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GDP规模排名与其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差异较大，而收入水平排名与其指数排名差异较小。例如江苏省，江苏GDP规模的全国排名第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全国排名第五，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全国排名低于北京、上海和浙江，处于第四位。也即，相对于江苏省GDP规模的全国排名，江苏高质量发展位次下降两位，而相对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全国排名，江苏高质量发展排名上升一位。这种排名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由量向质的改变更加贴近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期望，更有利于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继续走过去的粗放式增长老路无助于有效提升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提示在过去的GDP竞赛上，原本处于优势地位的省（市），如今进行全国高质量竞赛后，很有可能被赶超，各省（市）应抓住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机遇。
关于省（市）高质量发展具体差异及其成因方面，总体看，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虽各有优势，也各有短板之处，但基本表现为北京、上海处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方阵，河北、福建处于落后地位。
在经济发展高质量方面，各方面指数排名与总指数排名有所差异。北京、上海和浙江依然位于前三位，河北处于末位，但其他省（市）排名有所变化。仅有前三省（市）经济发展指数（1.16、0.87、0.13）高于单方面指数平均水平（0.03），未达到单方面指数平均水平的省（市）占所考察总数的70%。说明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省（市）仍需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化解经济主要矛盾和问题。
在改革开放高质量方面，指数水平最高的是上海（0.92），最低的是河北（-0.92），两者绝对值相差两倍。有一半省（市）发展未达到平均水平（0.04），说明域内各地改革开放水平差距较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但值得肯定的是，海南总指数排名虽处于第七位，但开放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东部第二。也即，海南省可以依托对外开放优势，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阶。
在城乡建设高质量方面，指数水平最高的五个省（市）依次为江苏（0.96）、北京（0.46）、山东（0.27）、浙江（0.22）和上海（0.20），且高于单方面平均水平（0.08），充分发挥了城乡建设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与之相反，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指数最低的五个省（市）依次为河北（-0.73）、海南（-0.47）、天津（-0.37）、福建（-0.25）和广东（-0.21），且指数为负，表明这些地区急需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
在文化建设高质量方面，指数平均水平为0.14，有六个省（市）超过平均水平，依次为北京（1.16）上海（1.35）、浙江（0.65）、江苏（0.46）、广东（0.19）和天津（0.06），相比其他方面高质量指数，东部地区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且排名与总指数类似。
在生态环境高质量方面，发展水平超过平均指数的地区有海南、广东、福建和浙江四个省（市），海南排在第一位，生态建设成为其又一具有代表性的高质量发展成果。而北京和上海却处于该单方面指标的第六位和第七位，低于平均水平，相对其总指数排名，落后明显。长期以来，两市的空气质量为人诟病，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不能适应超大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其发展短板。
在人民生活高质量方面，指数最高的是北京（1.39），最低的仍是河北（-0.60）。仅有四个省（市）指数超过平均水平（0.05），有60%的省（市）未达到平均水平。说明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距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尚有差距。
综上，北京、上海高质量总指数排在东部地区前两位，但生态环境高质量建设是其主要短板，也是众多大型城市发展短板。其次是浙江，除改革开放下滑两位，排在第六位，总体看各方面发展较为均衡。排在第四位的江苏，其城乡建设高质量突出。排在东部地区最后的河北，多项高质量发展方面指数垫底。从近些年来各地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或其他政府公告、文件来看，高质量发展都逐渐提上日程，但因各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注重高质量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各地对高质量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也有所差异。但无论如何，各省（市）高质量发展应对标中央高质量发展要求，努力补缺补差，提升各方面指标位次，以确保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五、中国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进一步探讨
从上文东部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测度结果看，区域内省际间高质量发展差距较大，显示在实现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为全国引路的过程中，应打破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困局。特别是实施东部地区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域内发达地区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共同发展。
东部地区如何实现协调发展？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将东部地区进一步划分为三大区域分别讨论：第一个区域叫泛京津冀经济圈，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四省（市）。这是因为从地理位置看，北京、天津和河北毗邻，历史渊源深厚，两市与河北多数地区已形成京津冀首都经济圈，而山东与河北接壤，且有四市（聊城、德州、滨州、东营）将对接京津冀打造协同发展示范区。第二个区域叫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以上海为中心，形成包括江苏、浙江多市的长三角城市群，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也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第三个区域叫泛珠三角地区，包括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广东省与福建接壤，与海南隔海相望，著名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珠江三角洲就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且自泛珠三角概念被正式提出以来，福建和海南是其重要成员。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在资源、产业、市场等方面能形成较强的互补性。
首先，从推动泛京津冀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看：根据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度，北京处于领先地位，河北的高质量指数排名垫底，天津居中，京津冀经济圈中的高质量发展呈现极端分化状态。因三省（市）生态环境高质量指数都低于该方面指数平均水平（-0.01），该区域近期的高质量发展应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要抓手。在具体路径上，京津冀应形成生态保护规划协调机制，加快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力度，共享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建立统一环境保护考核机制，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除此之外，北京在其他五个方面高质量发展表现突出，为发挥好北京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龙头作用，加快区域沟通顺畅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在交通方面，与其他两省一市协同共建互联互通现代网格化交通体系，形成海港、空港、无水港、城市轨道、城际铁路、公路运输方式的无缝对接，实现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二是加快分散其非首都功能，通过适度压缩生产空间，发挥创新人才和成果集聚优势，加强津冀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在资本辐射、产业引领、创新协同方面带动津冀快速发展。河北各方面高质量发展都要对标京津。山东四市作为对接京津冀域外成员，是重要的人才输送基地，应全力做好产业承接、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通过吸收京津优秀资源，实现全省范围内经济和改革开放等高质量发展补短板。
其次，从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看：归属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浙江和江苏三个省（市）高质量发展分别位于东部地区第二、三、四名，处于东部地区前列，省际间发展较为均衡。制约该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领域主要是上海和江苏的生态环境、江苏的经济发展以及浙江的改革开放，且这些领域的发展指数都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单方面高质量平均水平（-0.01、0.00、0.00）。总体来看，长三角区域还处于环境高污染、高风险阶段，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与承载力仍显不足。长三角地处江海交汇之地，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健全流域上下游协作长效机制，以改善水生态环境状况，保护长江水生物多样性为目标，并做好水质检测和防控工作。同时，江苏经济高质量和浙江开放高质量补短板，一方面可以借助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契机，缔结省际和城市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可以依托上海龙头地位，借助上海经济中心城市和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辐射作用，补己之短。另外，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着力打造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形成梯度有序的区域创新体系与格局，注重分工与协作，在合作的基础上各扬所长。
最后，从推动泛珠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看：归属泛珠三角的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高质量发展处于东部地区中等偏下水平。广东作为泛珠三角主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多方面领先于其他两省，应发挥高质量率先发展的辐射引领作用，利用与其他省份产业互补关系，深入推进省际间产业合作，形成有序的竞合体系。同时，应扮演好协调者角色，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更好地落地落实。海南省在生态环境高质量和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指数上表现优异，在促进泛珠三角省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海南应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加快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与其他省区实现全方位对接合作。福建的经济发展规模虽处于泛珠三角地区前列，但其高质量发展指数表现落后。在推动区际间高质量共同发展过程中，福建要树立看齐意识，深化与广东等兄弟省份的全方位开放合作体系，建立扬长补短的联动机制，使泛珠三角区域在总体上形成要素支撑有力，配套功能完善的合作区。
六、结论与建议
综上，本文尝试构建了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和评价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现状，试图科学揭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的有利因素与限制因素，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探路。结论与建议如下：
1.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很多，以党的十九大为界，之前的理论以西方理论为主，之后的理论以中国理论为主，且主要是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理论指引。
2.以江苏省
以江苏省《关于印发<江苏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设区市高质量发展年度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的通知》的指标体系为蓝本，对其进行“减、增、换”调整，可以构建东部地区高质量指标体系监测该地区2017年高质量发展情况。根据监测结果，我国东部地区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天津、山东、海南、福建和河北。该指数排名与各省（市）GDP 规模排名差异较大，而与收入水平排名差异较小。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看，我国东部地区文化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而经济发展高质量、改革开放高质量、城乡建设高质量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对总指数的贡献率较小，显示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改革开放低效率、城乡建设区域发展不均衡和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是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
3.我国东部地区省（市）高质量发展各有优劣，省际间高质量发展不平衡是当前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推动东部地区率先高质量发展，建议将东部地区划分为泛京津冀、长三角、泛珠三角三大板块，以地理相邻省市协同发展为抓手，缔结区域内省际合作机制和城市合作机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